九边重镇大同的长城和军堡

明王朝从公元年建立,到年北京政权终结,存在了年。期间,除明朝末期外,其主要敌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北方的蒙古部落,一是东南沿海的倭寇。大同做为明朝本土的北疆、永乐之后京城的屏障和山西的北部门户,从明朝建立起直到明朝后期,一直担负着防御和抗击北部蒙古势力抢掠、袭击和侵略的重任。特别是明代中期,蒙古势力的许多侵扰,都是直接对大同镇进行的。而一些针对其它地区的侵扰,也准是会旁及大同镇。史书中甚至用“边无虚日”来形容,可见当初大同镇战事的频繁。

正因为如此,所以明代时在大同镇修筑了大量的军事防御体系和作战体系,如:长城(明朝时称边墙,实则并非划分边界的墙体)、军堡、敌台和火路墩台等。时间从明洪武四年()到万历三十年(),长达余年。本文着重对明朝大同镇的长城体系及其修筑,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一、明初大同边防设施的修筑

明朝大同防御设施的修筑始于明洪武四年(),其防御设施的修筑主要是大同城池、关隘要塞和卫所。

(一)大同城池和各州县城池的修筑

一般地认为,明代大同城修筑于洪武五年,由魏国公徐达主持修筑。这一说法的史料来源于明正德《大同府志》,《大同府志》卷二《城池堡附》中记载:“大同府城,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实际上,这一记载只是明代大同城阶段性完成的记载,而且也并非旧土城之半,而是舍弃了旧土城北部一小部分。明代大同城的最初修筑时间是在洪武四年,是由明代大同都指挥使耿忠向朝廷奏请修筑的。《明太祖实录》在洪武四年二月条下记载:“忠又请以蔚、忻、崞三处民丁与军士协力修浚大同城堑。从之。”也就是说洪武四年,耿忠向朝廷奏请修筑大同城池,得到准奏。因此,洪武四年起,耿忠就开始主持修筑大同城池了。此外,近年来在修复大同城时,也发现了洪武四年的大同城砖,据此,也可以佐证大同城池的修筑开始于洪武四年,并非洪武五年。但洪武五年,徐达确也主持了大同城的修筑。所以,《大同府志》的记载也并不错误。

除大同城池外,从洪武初年起,大同府所领四州七县,即:浑源州、应州、朔州和蔚州,以及大同县、怀仁县、马邑县、山阴县、广灵县、灵丘县和广昌县也对各州县城池进行了修筑。

(二)关隘要塞的修筑

大同关隘要塞的修筑,应该开始于洪武五年()。洪武五年,明朝对逃往北方草原的蒙古势力,进行了第二次北伐,史书称之为“岭北之役”。这次北伐,以大将军徐达为中路,北出雁门关,从大同向北趋和林;以左副将军李文忠为东路,出居庸关,经应昌趋和林;以右副将军冯胜为西路出甘肃,设为疑兵和牵制。

按照朱元璋的最初设计,中路行进速度要慢,以等待李文忠从东路的包抄完成,然后两路合击,一举击败以扩廓帖木儿为主的北元蒙古势力。但是很可惜,这次行动徐达大军在前锋蓝玉的冒进下,行动快了一点。而李文忠的东路却因途中重重阻力,行动慢了一点。结果中路大军中了扩廓帖木儿与贺宗哲的埋伏,导致大败。在损失严重的情形下,徐达大军不得不撤退至汉长城以南“敛兵守塞”。徐达本人驻扎大同达半年以上,主持了大同城的修筑。这一时期,守塞的士兵还修筑了大同以北的关隘要塞。

(三)卫城的修筑

洪武三年(),明朝在大同设卫。初设蔚州卫(今河北蔚县)、朔州卫、大同左卫、大同右卫、大同前卫5卫。此后,卫所多有增设。洪武四年()正月,明廷又在大同设立都卫,以统领各卫所。洪武八年,改大同都卫为山西行都司,改太原都卫为山西都司。都司是明代地方掌管全省军事的军政机构,在大同专设都司,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山西都司与山西行都司,以三关(偏头、宁武、雁门)长城为界,三关以南除大同府以外的山西其他地域由山西都司管辖,三关以北东至宣府、西至东胜,包括大同府以北的广大地域由山西行都司管辖。

“岭北之役”失败后,为防止蒙古势力对大同府以北边民的侵扰,同时也为了预防一些边民与蒙古势力串通勾结,对明朝边防造成危害。洪武六年(),明朝对大同北部、西北部和东北部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地移民,移民后在这一地区形成了大面积的无人区。为填补这片无人区,洪武二十六年(),从山西50个州县中抽解近10万民丁至山西行都司,在大同北部、西北部和东北部增设17个卫,用以屯守。分别是:东胜左卫、东胜右卫、玉林卫、云川卫、镇朔卫、定边卫、镇虏卫、宣德卫、高山卫、大同后卫、阳和卫、天城卫、怀安卫、万全左卫、万全右卫、宣府左卫、宣府右卫。到洪武三十一年,连同代王的护卫在内,山西行都司内的卫所接近30个。

如此众多的卫所,除了驻守于大同及各州、县城的以外,其他卫都需要修筑卫城。于是,从洪武二十六年()开始,到洪武三十一年(),在大同北部开始大规模地营建卫城。天成卫(今天镇县旧城)、阳和卫(今阳高县旧城)、大同左卫(今左云县旧城)、大同右卫(今右玉县旧城),主要成型于这一时期.

二、永乐到正统年间防御设施的修设

(一)预警烟墩和军堡的修筑

永乐元年(),大同始设镇守,节制山西行都司各卫,至此,大同开始称镇,镇守成为大同镇最高军事长官。同期,大同镇与山西行都司的管辖区域也由宣府收缩至天成卫。永乐时期是明朝的强盛时期,军事实力也非常强大,皇帝朱棣曾5次统帅大军亲征漠北。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杜绝蒙古势力的小规模骚扰和抢掠。而蒙古势力每一次的抢掠都会导致被抢掠地区村庄、甚至千户、百户所的生灵涂炭,家破人亡。这样,事先发现蒙古军队的出动,以做好防范和出击就显得尤为重要。

永乐十一年(),皇帝朱棣敕喻大同镇守吴高等于边界修筑烟墩,做为预警。要求烟墩高五丈,四围城高一丈,外开濠堑、吊桥、门道。上置水柜,暖月盛水,寒月积冰。每墩置官军31守了,以绳梯上下。

从朱棣的要求来看,当时修筑的烟墩十分巨大,同时还有堡墙包围,一个烟墩实际上就是一座墩堡。从储备和人数来看,烟墩不仅具有预警功能,同时也具有防御和作战功能,一座烟墩就是一座对敌作战的堡垒。这一时期修筑的烟墩在明代被称为大边大墩,到明正德朝时期(—),大同镇计有大边大墩97座,分别由驻守大同的14卫1所分别派兵防守。

除烟墩外,永乐时期还大量修筑了屯堡。明代的军卫负有两项职能,一是防守,一是屯田。内地军卫二分防守,八分屯田;边防军卫三分防守,七分屯田。所以,大同虽然有许多军卫,但多数兵丁用于屯田。那些屯田军士一般多以百户所为单位,分散于本卫所辖区域内,过着农耕的生活。这样,每一个屯所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村庄。最初,许多屯所的防御设施都非常简陋,有的屯所有栅栏,有的连栅栏也没有。所以遇有蒙古骑兵的抢掠,他们很难防范。

为此,永乐十二年(),朱棣命宁夏、甘肃、大同、辽东等处边镇修筑屯堡。按照朱棣的要求,在三到五个屯所间,选择中心地带筑一座堡。堡以土夯筑而成,高一到两丈,外设壕沟,壕沟深一丈左右,开八门。平日里周边小屯的粮食等都集中存放于大堡内,只留少量供日常食用。一旦有警,周边小屯的人畜等全部集中于堡内,封堵堡门,据堡合力固守,以等待援军的到来。

这样,从永乐朝起,开启了一个筑堡的时代。永乐时期修筑的屯堡有:怀仁堡、赵麻堡、鸦儿崖堡、平番镇堡、暖会堡、白登堡、猫儿庄堡、长胜堡等。到明正德朝时期(—),大同4州、7县、14卫、2千户所计有屯堡座。其中多数为民屯。

(二)壕堑等拦阻设施的修设

永乐帝驾崩后,他的儿子朱高炽、孙子朱瞻基先后即位,是为明仁宗、明宣宗,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明朝国力最强、政治最清明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却在军事防御上出现了不该有的偏差。宣宗时期,为了展示怀柔,放任蒙古势力越过大漠,进入漠南,结果为后来留下了隐患。

从《明实录》的记载来看,线性的防御体系的设置开始于宣宗初年。洪熙元年()九月,镇守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享奏报:“修完大同缘边三山等处烟墩一十四座,浚濠堑九十四里有余。”这九十四里的壕堑,是伴着大边大墩修设的,可以认为是明初的大同“大边”。

明正统五年(),又有镇守大同太监郭敬奏请:“沿边自大尖山至马头山,东西百里,平坦空旷,正胡寇出没要路,宜为深沟,以防奔突,更立堡,俾官军往来巡哨者得以安处。”得到准奏。大尖山位于明大同镇的北偏东处,现位于内蒙古丰镇市西南,位置在大边墩台以内,马头山位于明大同镇的北部偏西处,就是现内蒙古与大同市交界处的马头山,位置同样在大边墩台以内。因此,这一百里间的深沟,可以认为是明代所称地位大同“二边”。

三、成化与弘治朝时期边墙(长城)的修筑

(一)明代边墙(长城)的创设

真正可以称作明代长城的修筑开始于成化九年(),这年在延绥总督余子俊的主持下,修筑了东西长一千七百余里的“边墙”,工程从成化九年()开始,到成化十年()完工。东起清水营紫城寨,西至宁夏花马池营界牌止。共修筑边墙东西长一千七百七十里一百二十三步,守护壕墙崖寨八百一十九座,守护壕墙小墩七十八座,边墩一十五座。边墙工程浩大,可以说举国家之力而修筑。

延绥边墙修筑后,蒙古势力对延绥的掳掠减少,最成功的一次战例是成化十八年()的清水营之战。成化十八年()六月,蒙古一部侵入延绥河西清水营等处。这次入侵,在各路大军的打击下,进入长城内的蒙古军队如同笼中困兽,被分割击败,明军大获全胜,是明军少有的一场胜仗。《明宪宗实录》记载:“是役也,斩获最多。盖由尚书余子俊铲削边墙故也”。至此,修筑边墙(长城)开始成为明朝的一项国策。

(二)成化与弘治朝时期大同镇长城的修筑

大同镇边墙(长城)的修筑始于成化十三年()。是年六月,巡抚大同右副都御史李敏等奏报“大同三路计修边墙、壕堑、墩台,共九万三千七百七十九丈”。这里的“三路”是指大同东、中、西三路,长城长度合计约里。显然,这个长度并不是大同镇边防全长,可以认为是阶段性修筑。

成化二十年(),余子俊出任大同、宣府总督。上任后,余子俊便对大同镇的边防进行了踏勘,进而提出了修筑从大同中路至大同西路边墙墩台的方案,得到准奏。到八月工程竣工。但这次修筑有些偷工减料,并没有按照余子俊最初所设定的方案修筑。《明实录》记载:“余子俊奏大同西路新修墩台俱不如法。”

二十一年()余子俊又提出一个更大的修筑边墙的方案,从宣府的四海冶起至偏头关。虽然兵部和皇帝都认可了,但由于工程浩大,同时,余子俊也因此遭到劾奏被革职,工程没有进行。

弘治时期,是大同镇长城修筑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弘治七年()兵部奏请:大同等边镇增设火路墩,要求从边关直到镇城每十里或七八里筑一大墩,每五里或四里筑一小台。大墩守军十人,小台五人。大墩筑墙围之,环以壕堑,留一小门。遇寇近边,天晴则举炮,天阴昼则举烟,夜则举火。得到准奏。内地的火路墩自此开始修筑。据明正德《大同府志》记载,截至正德朝,除大边大墩外,大同镇计有大边以里、二边以外接火墩17座,二边墩台座,二边以里(即腹里)接火墩48座。正德九年(),总制都御史丛兰增设二边及以里墩台23座。

弘治八年(),大同镇修筑边墙六百三十五里。弘治十四年修筑边墙九百八十里,东起宣府西阳河,西接偏头关。这次边墙修筑竣工后,时任户部尚书的周经撰写了《大同重修大边碑记》,可以让我们了解这次筑边的详情。

四、嘉靖朝大同镇长城的修筑

(一)从宣宁五堡到宏赐五堡

嘉靖初年,蒙古吉囊、俺达两部兴起,分别驻牧于延绥、宣大边外,成为明朝的劲敌。特别是俺达,“最喜寇抄”,更是大同镇的一大边患。而此时,大同镇的大边、二边“俱失守,弃为虏地”。大同镇城已经缺乏纵深防御,“虏骑一跃,即至城下”。所以,构筑新的防御体系,已经迫在眉睫。因此,嘉靖二年(),大同巡抚张文锦奏请在镇城的正北修筑宣宁等五堡,派军队驻守,以做为镇城的屏障。嘉靖三年()五堡筑成,但由于五堡接近蒙古俺达诸部,大同镇军士无人敢去驻守。张文锦的手段强硬了一些,结果引起少数军人作乱,并最后酿成军人哗变,张文锦被杀。这场哗变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直到嘉靖四年四月才平息。最终,五堡派兵驻守之事不了了之,新筑五堡也被废弃。

继嘉靖三年大同兵变之后,嘉靖十二年大同再度发生兵变,这次兵变更是长达一年才平息。两次兵变之后,大同的军人成为“骄兵悍将”,对外不行,对内却浑身长刺,无人敢惹。

嘉靖十八年,毛伯翁上任宣大总督。迫于大同镇严峻的防御形势,毛伯翁决定再次修筑五堡。这次,毛伯翁改换了策略,他没有急着先行修筑,而是先定下驻守五堡的优惠条件,然后再招募军士进行修筑,结果修筑和派兵驻守的工作很顺利。不过,这次修筑并没有在原五堡上恢复,而是依地形重新选址进行修筑,这五保就是镇边、镇川、宏赐、镇鲁、镇河五堡。在修堡的同时,还在其北修筑了一道长城,由五堡军士分段防守。宏赐五堡与其北边的长城建成,如同在大同镇城的北部构筑了一道屏障。至此,大同镇城的防御得到加强。

宏赐五堡后来便被称作“边墙五堡”或“内五堡”。

(二)翟鹏与翁万达的大规模修筑

嘉靖二十二年,宣大总督翟鹏在原毛伯翁所筑五堡的基础上,向东西两个方向进行了大规模的延伸。于嘉靖二十二年筑靖虏、破虏、灭虏、威虏、宁虏五堡。二十三年筑破胡、残胡、杀胡、威胡、败胡、阻胡、拒胡、灭胡和迎恩九堡。堡的北面同样修筑长城,由各堡驻守军士分段防守。

《明史》载:“鹏乃浚壕筑垣,修边墙三百九十余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护墩堡一十四,建营舍一千五百间,得地万四千九百余顷,募军千五百人,人给五十亩。”

边堡和边墙的修筑,改变了明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做到了“战中有守,守中有战。”大大增强了大同镇的军事防御能力。

嘉靖二十五年(),宣大总督翁万达又主持修筑了大同东路从阳和开山口起,至新平堡平远头之间的长城。该段长城在一些书籍里有“错位长城”之说,围绕这段长城的修筑,还编造了许多故事。实际上,这段长城形成所谓的“错位”,是,明朝兵部与总督翁万达在长城的走向上,意见不统一而至。

按照兵部的建议,新筑长城的走向是从阳高开山口沿云门山脚修至宣府的李信屯。但总督翁万达认为这样修筑欠妥,因为长城修至宣府的李信屯后,还需要从李信屯向北再筑四十余里,才能在西洋河处与宣府长城合拢。这样,不仅长度有所增加,而且还将大片的土地抛弃于边外。不如从水磨口(今李二口)起,向东北方向越山崖六十里,到达马头儿,再越过平地渡,向北一十里,再向东一十八里,在宣府界西羊河处的镇口台与宣府边墙相接。这样,总施工里程是一百三十八里,可以少施工四十余里。同时,还可以将山北的大片土地收入边墙之内。

最后,嘉靖皇帝采纳了翁万达的方案。从而也就有了平远堡、新平堡、保平堡以及后来的桦门堡和从李二口至平远头之间的这段翻山越岭的长城。

(三)塞外四堡与偃月形长城的修筑

嘉靖二十四年(),巡抚大同都御史詹荣、总兵周尚文,于弘赐五堡之北添设镇羌、助马、拒墙、拒门四堡,与弘赐五堡形成内外二重防御之势。但是,由于新筑四堡位于从嘉靖十八年起所修筑的长城之外,因此在当时便被称为“塞外四堡”。

后来又于嘉靖二十五年增筑保安堡,嘉靖二十七年增筑得胜堡,这样处于长城以外的便有六座军堡。

嘉靖二十七年()八月,北虏入犯大同,由于有边墙阻隔,攻墙不克,便退攻五堡,围困堡内护田士卒。总兵周尚文率军出塞,在弥陀山展开攻守战,两军相持一个多月。弥陀山之战,虽然明军取得了胜利,但也表明边外六堡存在严重风险。于是,嘉靖二十八年总督翁万达奏请“缮治大同镇羌等六堡西北外垣”。因而也就有了大同外边长城,该段长城呈“偃月形”,也被称为“大同外塞”。而之前毛伯翁所筑长城其中有一部分被括在“偃月形”长城以内,后来,也被称为“二边长城”。

此外,嘉靖三十六年()冬至嘉靖三十七年()夏,大同右卫城遭遇蒙古俺达长达半年的围困,右玉解围后又续修了牛心堡、云冈堡、云西堡、云阳堡、黄土堡、红土堡等9堡。

至此,明大同镇中后期的大边长城和军堡群落基本形成,嘉靖后期和万历朝前期,又对长城进行了加筑和完善,许多军堡在万历年间包了砖。

结论

明朝大同军事设施的修筑主要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洪武时期到正统时期,期间修筑的军事设施主要有大同府城、各州县城和卫城。此外,还有大边大墩、军堡和简易壕堑的修筑。第二个时期主要是成化时期和弘治时期,期间主要修筑了称作“边墙”的大同大边和大同二边。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前期修筑的大边大墩还是后来修筑的大同大边、二边,现在大多位于内蒙古境内。第三个时期,从嘉靖十八年开始,到万历朝前期,完成了对大同镇北部边墙的全线修筑,并对应地修筑了驻守军队的军堡群落。这段长城东起现天镇县平远头,西至偏关县的丫角山。沿今天大同市的天镇县、阳高县、新荣区、左云县以及朔州市的右玉县、平鲁区等县区的北部和西部边界运行,并成为后来的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分界线。

作者:吴天有

原大同市南郊区党史办研究员,

大同市长城文化旅游协会副会长。

从事史志编研工作30余年,

致力于大同地方历史研究以及明代大同地方历史研究。

来源:大同长城文旅

发布:中国经贸法治融媒体中心

责编: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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